导语
与孔子不同，孟子就像是雄辩时代的斗士，抓住一切机会，用严密的辩论技巧宣扬自己的主张。本期我们将看到孟子与梁惠王的会面，听他用出其不意的方式讲解仁义的重要性。
文稿
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开始来读《孟子》这部中国传统经典。今天就是要借由这本书把大家带到2000多年前，这是孟子第一次见到梁惠王的时候的现场转播。
孟子见梁惠王
这个来自于《孟子·梁惠王篇》，开篇第一句话就给了一个真实的国君——梁惠王。然后,还有让我们读者一看，就像是现场记录的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
孟子当时是个游士，他没有官职和身份，一下子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再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对于国君提供国政上的分析跟建议。所以梁惠王接见孟子，一开头，这就是一个问候的客套话。
理所当然，也就说“老先生你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想必会给我们带来很有用，可以有利益的协助吧”。
像孟子这种人，是国君的流动幕僚，到任何一个地方，他最主要的目标一定就是要说服国君，接受他的主张，进一步任用他来协助处理国政。所以梁惠王的问候真的很普通、很正常。“利吾国”是国君判断要不要接受游士意见天经地义的标准。孟子去到梁国之前，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所以他才能够直接见到梁惠王。
这件事发生在西元前328年。那一年孟子44岁，所以梁惠王开口称“叟”，老先生，不完全是针对孟子的实际年龄，有一部分是冲着孟子的名声，所以给他的尊敬的称呼。但梁惠王绝对没有想到，我们也想不到，就这么样一句平常出见面招呼的客套话，竟然就引来了孟子一大串的修理跟教训。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人家这样跟你好好得打招呼，孟子完全不客气，没有客套话回去。孟子马上就说：“你讲利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叫做仁跟叫做义吗？”
梁惠王根本来不及弄清楚状况，孟子就已经滔滔不绝开始铺陈他的道理。他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你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国君问说怎样对我的国有利；大夫就问，说怎样对我这个家有利；没有封地的士跟庶民就问说如何对我自己本身有利。你们上上下下都只问利益，互相彼此争夺利益。我跟你讲，这种国，危险啦。
国君考虑国的利益，拥有封地的大夫就会相应考虑自己封地的利益，同样的，士庶民就考虑自身的利益。从上而下想到的都是从自己出发的利益，那你以为这种上下的利益可能不冲突，可能并存吗？不可能的。这一方的利益增加，很可能就损伤了另一方的利益，所以考虑利益必然产生利益的冲突跟争夺，这就是危险的来源。
所以，孟子一下子就告诉梁惠王说，你刚刚说那句话，就已经隐藏了你这个国家的危机。
更进一步，还有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所以孟子他是直接在梁惠王面前就说，可以准备1万辆战车的这种大国，会灭亡这种大国君主的人，一定就是具备有千乘实力的大夫。具备了可以发动1000辆战车实力的中等国家当中，会推翻国君的，一定是具备有百乘实力的大夫。这些大夫他们实力达到了国君的十分之一，万中有千，千中有百，难道还算少吗？
意思说这些大夫他们拥有的不算少，为什么他们还要弑君呢？因为他们要抢夺更多。“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的解释就是，如果大家都只想怎样是有利的，不去考虑、不在乎怎样是对的、是正当的，那就会产生这种不论自己已经拥有多少，都一定要争夺更多，不去争、不去抢就无法满足的现象。
孟子前面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到这里，他传递的讯息更直接、更迫切。他意思是什么？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君危矣”。你都讲利益，底下的大夫就会来抢夺你，就会杀了你。
推行仁义，对国君有利
他讲得几乎如此的直接，所以才接着说，如果国君不希望遭遇到这种弑君争夺的危险，应该怎么办？他的建议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你就应该赶快停止强调利、赶快停止追求利，转而你一定要提倡仁义，仁义才是对国君最有好处的。相信仁、会行仁的人，绝对不可能忽略、不可能遗弃他的亲人；相信义、会遵守义的人，也绝对不会侵灭、绝对不会伤害他的君王。
于是在这里，孟子就给了“仁”跟“义”最简单的行为的定义，仁是什么？仁是遵从伦理，所以会看重亲人；义，就是有一种坚持正当行为，不做不该做的事情的这种信念。规矩上，国君在前面，那么实践上，就不会把国君放到个人的考量之后。
于是孟子就再将前面说过的话作为总结，再说一次，“王，你应该说仁义才对，不要老是再把利益挂在口上了。”
哇，这是开头第一篇，就展现了孟子非常复杂的雄辩的思维，跟他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就给梁惠王当头棒喝。
我们都会想象，梁惠王其实真得很倒霉哎，因为不过就是说了一句客套话，“你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结果这个“利”字就被孟子拿来大做文章。
不过，我也不必替孟子担心，觉得梁惠王听到这一番话会发怒，因为虽然明白的说“不必曰利”，但是只要梁惠王仔细听进孟子所说的，他就立刻会自己得到话中有话的推论。
那就是，孟子其实在告诉梁惠王，你作为一个国君，从你的角度，仁义才能够带来更大的好处。提倡仁义，才是真正符合国君的利益。“曰利”，你把利挂在嘴上，放在心上，让国里面大家都在嘴上说利、心头想利，这是对你自己最危险的。
“仁义”的另一种倡导角度
孟子不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对梁惠王主张仁义，理由不是因为仁义就是对的，你就是应该这样做，或者是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告诉我们仁义是对的，所以我们就应该要遵守仁义，这是古圣所教诲的，是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都不是。他不是用这个理由来告诉梁惠王说，你应该奉行仁义。
其实他是顺着梁惠王对“利”的重视，只是他否定了梁惠王原来认定的利，教他说，你真正要对自己最有好处，对自己最好，你应该提倡仁义。提倡了仁义，底下的人就不会违背你，就不会伤害你。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在战国名家的文献里面，我们会看到的吊诡悖论。实际上，孟子在讲的是“利者非利”，你越是讲究利益，对你自己越没有好处。
这是一种“正言若反”的悖论。他虽然没有直接用这种悖论，但是他的雄辩就是要指出对方的想法，似是而非，意味着你以为追求利益就能够得到利益。错了。你不追求利益，你提倡仁义，反而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真正的利益。
所以，用这种方法，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贯彻孟子书里面他雄辩的主轴，就在于把当时一般人，尤其是国君，视之为落伍无用的人伦、仁义、周文化的传统价值，他硬是在论辩上面，把它表现成为最适合、最能够应对当时环境的一种一套价值跟观念。
在这点上面，孟子跟孔子当然非常的不一样。孔子梦想的就是取消春秋时代这些变动破坏的力量，能够回归到西周原始、非常有秩序、非常平静的状态。那么旧有的伦理条目、人格常规就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了。
孟子却主张，我们不是要把时钟拨回去、要把时代给推回去。我们不可能退回周初的情景。现在就直接面对战国当下的现实，在当下的现实里面，仁义为首的伦理条目、这些人格的常规都还是有用，甚至都还是最好用、最有用的。
下一篇孟子在另外一个情境底下，他会再度示范、显现这种悖论雄辩的风格。
略有尴尬的梁惠王
这次孟子又来见到了梁惠王，但跟梁惠王见面的场景不在原来的宫里面，是在园林水池边。
梁惠王环顾欣赏园里面养的大大小小的禽鸟、大大小小的走兽。所以“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就有了一个问题。问“贤者亦乐此乎？”就对孟子问说：“贤者也喜欢享受吗？”
贤者既是对孟子的敬称，也是梁惠王带一点不好意思的疑惑。梁惠王喜欢园林动物，但是他又意识到这种享受似乎不符合传统贤君的形象。所以他问孟子会怎么看？
换句话说，其实他在孟子面前要显现他喜欢园林之乐，还是有点尴尬，甚至是有点点罪恶感。主要包括第一次的时候，不过就好好地跟孟子打个招呼，就被训了一顿。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想，糟了，被发现我在这里享受园林之乐，这家伙一定又要骂我一顿，所以他带一点点非常客气、有点尴尬地说：
“您也喜欢园林之乐吗？好人或者是贤君、圣君，也喜欢园林之乐吗？我这样做是不是错的？”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
偏偏他知道，孟子显然立刻明了，梁惠王对于在他面前表现喜爱园林、动物感觉到尴尬。一个贤者尤其是担任国君的贤者，依照传统的道理，不应该追求这种乐趣，应该将心力放在照顾人民、管理国政上面。公众的福祉应该重于私人的娱乐。
梁惠王本来准备要被孟子批评跟教训了，预期孟子应该会说“不贤者而后乐此”，就是不像样的国君才会喜欢这种东西，喜欢这种东西就没办法好好当国君。不是。孟子反而说：“只有贤者才能够享受这种乐趣，不是贤者的就算给他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他都无法真正拥有如此的享受。”
这是孟子另外一种雄辩的手法，他就是故意违背听者的预期，因此而激起了听者的好奇乃至于震惊，所以会对于说者所言，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前面，梁惠王没有想到简单的一句招呼问候话，竟然惹来最严厉的威胁。听到孟子竟然连“弑君者”那一段话都讲出来了，一时片刻他绝对忘不了。
同样的，梁惠王怎么想都想不到，孟子非但没有批评他个人的园林的享受，反而用赞成称许的口气说“贤者而后乐此”。称赞他是个贤君。悠游于园林当中，喜欢园林动物，竟然反而被称赞。于是梁惠王，跟我们一样都会很好奇，想要知道让孟子接下来告诉他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贤者才能由此乐，不贤者就不能享受园林之乐呢？
我们下次仍然回到这2000多年前的现场，告诉大家孟子讲了什么？梁惠王听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