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孟子坚持人事都是复杂多变，不存在单独一个方法就解决全部问题，对杨朱、墨子，以及看起来选择中间路线的子莫进行批判。之后，墨家学者夷之求见，孟子与这位墨者会出现什么火花呢？本期听杨照讲述孟子辨明的儒墨之别。
文稿
大家好，我是杨照，我们继续来介绍孟子这位在战国的思想界综合发展的一位了不起的论辩家，同时也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上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
“为我”与“兼爱”
孟子这种“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的个性，来自于那样的一个战国的环境。
因为除了像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农家，孟子也对于其他的几家的思想有着非常强烈的反感。例如说杨朱，墨子，这在那个时代也很流行。我们看孟子的《尽心篇》，他这么说，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于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这里他说，杨朱主张是，最好就算只损失身上的一根毛，就能够带来公共利益，他都不做，他都反对。每个人都替自己着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彻底取消了公共事务，他认为这样天下就会太平。
相反的，墨子则是主张人去除自我，用爱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只要能够创造公共利益，就算是你把头给磨秃了，你把脚都给走伤了，都一定要去做。把自己跟他人完全一视同仁对待，也就是彻底取消了私人的考量，墨子认为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杨朱跟墨子刚好他们是两边的极端。而鲁国的子莫则主张“执中”，采取中间路线，不偏任何一边。执中比极端要接近道理，可是孟子还是要再做说明。
如果坚持执中，不管任何情况你都要坚持中间的立场，这那也还是固执，等于是另一种极端。因为只有一个答案，不准有所权衡，不准有所变通。孟子就说，我反对的就是固执一个答案。要只能够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权衡变通，那是破坏正常道理的做法。你固执选择一点，而废弃了其他多元的可能性。
从这段话，我们真的就清楚地看出来，孟子绝对不会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最痛恨的就是基本教育派。任何原则即使是中，如果变成了教条，不能够有所变通，那就一定不会是对的。这是孟子所主张的。
道为什么一定要有弹性？因为人是复杂的。在人所遭遇的各种环境当中，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靠智慧，多方考量来运用，才能够有真正的道。
举一废百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找到孟子“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的另外一个深层根本的理由。牵涉到人的事物的时候，这种是非就不是把原理一二三四，静态地陈列出来就解决解答了。你要有一种动态的权衡的考虑，你要考虑因果，你要考虑前后，你要考虑主要跟次要，你要考虑可能带来的直接的结果，还有可能会有的后遗症跟副作用。
这个辩，就是动态地去收集衡量不同的因素，来寻找最适当的答案的过程。如果不辩，就无法呈现道理的动态跟多元的面貌。这个世界太丰富，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来涵盖统纳。孟子不要，他也不相信能够找到一条简单的法则，一劳永逸。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偷懒的论理。
杨朱、墨子他们都各坚持一个极端，作为他们的真理。但是即使是子莫，表面上看他要求的是“中”，他不走极端才去中道，但是如果把“中”无限上纲，变成了唯一的真理，凌驾在所有万万千千个各式变化的现象之上，那也是另一种不顾现实、偷懒的态度。
孟子非常敏锐地点出了战国思想的共同毛病，这个号称百家的战国思想，各家主张各异，然而呢，每一家几乎都有所执一，就是选择突出一条原则，把它当做解决问题的万灵丹。
一来是因为局势实在太乱了。战争、杀伐带来太大的痛苦，所以人心就祈求希望可以找到有效解脱的方法，因此也就没有耐心去听复杂的分析。
二来各种思想彼此互相激烈地竞争，要吸引国君，到后来还要吸引人民的注意，于是这些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跟主张的时候，很自然就会采取夸大重点、强调特效的这种策略。
许行、农家这是一种执一，因为就夸大说种田最重要，耕种是所有一切的根本。杨朱则是夸大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墨子又夸大了替别人着想的重要性，但是这些讲法都非常的简单有力，非常容易一听就知道他们在主张什么。
但是，简单有力的说法就不等于真的有用，真的会有效果。相反的，简单有力，也就必然背离了人世的现实。人就没有那么简单，人跟人组成的社会就没有那么简单，人跟人之间会发生的冲突也没有那么简单。孟子的态度标举出儒家，还有儒家所承袭的这种西周王官学最核心的一种价值，那是一套联系各种人间情感，用多元的态度，宽容包容去分辨处理人际关系的完整价值，试图要照顾到人的多层次的需求，而不是要把真实的人、真实的状况这种多元多层次的事实化约成几个抽象的原理。
杨朱这是极端，而且执一。墨子极端，而且执一。他们那种过度简化的理论，一厢情愿就去刻画出奉行他的固执理论，就可以带来的那种美好的理想的结果。
对于孟子来说，这是经不起辩的逻辑考验的。
就连子莫，如果你要把中变成了唯一的选择，意思说碰到任何状况，我们就是在中间、你永远都选择中间、选择中间就没错。如果 “中”变成了标准答案，而不是一种让你可以弹性权衡。
想想说“这里不要太多，那里不要太多，都不要过分极端”，如果不是这种智慧而变成了唯一的标准答案，那么在论理上，孟子就敏感地帮我们指出，中，也可以变成执一，同样也通不过现实的考验。所以为什么要辩？为什么要说理？因为辩，最能够让人家察觉现实是错综复杂的，于是你就能够找出执一不能处理，不能够解决的这种千疮百孔的漏洞出来了。
夷之求见
在《孟子·滕文公篇上》，在孟子驳斥许行的记录之后，有这么一段：“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这是一个信奉墨家的人，这个人叫做夷之，他就请托孟子的一个弟子叫徐辟的，转达他想要来求见孟子。
孟子说：“我愿意见他，只是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有病，病好了，他不用过来，我自己会去找他。”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态度？
孟子他很愿意跟抱持不同意见的人见面，这个人明白地，是他要反驳的墨子、墨家的这一派的人，可是人家要来，但是他甚至说你不用来，我会去找你。你愿意跟我来切磋、来辩论思想，我很乐意去。
因为孟子内在有一种强烈的辩，这个辩，让我们再说一次，就是透过论理来说服的冲动。另外对于辩这件事情，把思想化成可以说服别人的内容，在这件事情上面，孟子有着充分的自信。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过了几天，夷之又提说，我要来见孟子。孟子对于中间传话的徐辟就说：“好吧，虽然我病还没有完全好，但我愿意见他。”表示说，既然夷之这么心急性急，我可以见他，不过就提了一个条件。
什么样条件呢？有一件事我要直说批评他，希望他有所解释。我听说夷之是一个墨者，墨家是相信薄葬的，反对给予亲人隆重丰厚的葬礼跟丧礼。这个夷之信奉墨家，他期待要用墨家的原则来改造社会，但就我所知道，他却厚葬他自己的爸爸妈妈，那岂不就是以自己讨厌、自己反对、自己鄙薄的这种方式来侍奉他的爸爸妈妈了吗？
如果真的是相信厚葬是错的，你却厚葬父母，你对得起父母吗？于是徐辟就赶快去传话，“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儒家和墨家是一样的吗？
徐辟把孟子批评跟质疑转达了给夷之，夷之的回答是，像孟子这样的一位儒者，一定相信《尚书·康诰》里所说的，“若保赤子”。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要用爱护照顾自己家小孩的这种方式来爱护来照顾人民，也就是对于亲人跟他人的爱没有差别，只不过你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而已。
墨者夷之他显然也懂雄辩之道，我们知道墨家也重视辩，所以早在墨子的书里面就有《墨辩》。夷之的辩，怎么辩呢？
一来他避开了，他不正面解释孟子批评他行为跟信仰之间明显的矛盾。
二来他刻意引用了儒家尊崇的王官学的经典，那就是《尚书》，来辩护“爱无差等”。这是墨家的兼爱主张。我们对待亲人跟对待他人应该一样，只不过亲人离我们比较近，而且我们会把这一份兼爱的爱先施加在亲人身上。但我们如何对待亲人，儒家尊崇的典籍都主张、就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也就是我们对亲人好，只不过是现实条件影响下的时间先后，不具有道理上一轻一重的原理差别。
这是夷之倒回来，希望徐辟传递给孟子的，这里就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儒家跟墨家，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但是内在非常不一样的一种基本的关怀，那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对待亲人，跟对待亲人以外的其他人。
儒家基本上是认为你要善待你的亲人。如果你有能力，你才把剩下的关心跟力量去对待其他人，所以你尽可能地把其他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地爱护，一样地照顾，但你要先照顾你的亲人。
墨子、墨家则是主张，我们要把一般人跟我们的亲人同等对待，所以你会怎么对待你的亲人，你就会如何对待所有的人。倒过来，你要如何对待所有的人，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亲人。
表面上这两种态度、这两种主张都是要用对待亲人的方式对待所有的人，但是因为它有先后的顺序，更重要的是它有不一样的道理的来源，这两种态度，不管是在基本的伦理道德上，或者是在政治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跟大家解释的就是对应对照于墨子、墨家的这种想法，孟子跟儒家这种把爱从亲人开始再推扩到其他人的想法。这两种想法之间的相异跟相同之处，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在一边听的时候一边设想一下，你会比较支持、比较赞成哪一边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