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庄子》这一部中国传统经典。今天要给大家的是阅读《庄子》之前的一些基本的准备。
准备1：“书同文”带来的理解困难
我们今天要读《庄子》，最好把几件事情放在心上，随时提醒自己。第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在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很快就推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叫做“书同文”。
为什么会有这个政策呢？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快速崛起发展，就造成了中文在书写上面的分歧。在此之前，文字掌控在极少数得以接受“王官学”教育的贵族的手里，所以不容易变化，也就相对稳定。
可是春秋已将透过像孔子这种老师，他们“有教无类”的努力，就让更多的人可以学习、可以识字、可以阅读，也就开始出现了扩张了识字的社会的层面，也就使得文字运用的范围大为扩张。再加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抄写上面的需要，于是就开始出现了具有地域风格的写法和用法。
《论语注疏·卫灵公十五》（何晏注，南宋蜀刻本）
经过了三四百年的演化，到了西元前第三世纪末，已经到了快要失控的程度了。因而秦始皇才会在政治统一之后，立刻重点推动“书同文”，要用一套新律定的固定的小篆作为标准，取消其他不符合这套标准的地方性差异。
像之前我们阅读介绍的《楚辞》，或现在要阅读要介绍的《庄子》，都是来自于南方非正统周文化区域的战国的文本。他们在成书的过程当中运用了许多地方性的文字，地方性的写法，因而在书同文的政策底下，就要用统一的小篆重新传抄。
传抄过程，难免就有了部分失真的问题。有些南方的特殊用字或者是特殊的语词，可能就在传抄的过程当中消失了。另外还有就算保留下来，有的时候我们依照前后原来的主流的读法，我们也许就读不出来，或没有办法掌握它确切的意义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楚辞》或者是我们读《庄子》不容易，有很多字的音我们其实不容易掌握，也就是为什么在汉代，当时《庄子》还有五十二篇的时候，有三篇是特别用来标注《庄子》书里面所用的字跟音究竟是如何联系上的。
同时也就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读《楚辞》或者我们读《庄子》，其实很难有“什么样叫做正确的读法”，很难有“什么样叫做正确的读音”，因为这些音都经过了非常多的扭曲跟流变，很多时候甚至会造成我们在后世理解上的困难。
跟《论语》或者是《孟子》比较起来，《楚辞》、《庄子》要难读、 难解得多，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来自于这种“书同文”之后，统一传抄所产生的差异。
准备2：这是一种来自边缘的思想传统
另外要放在心上的第二件事，《楚辞》跟《庄子》，他们传承的是南方的文化，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属于边缘。他们的很多特质，还来自于主流周文化的人本、专注人世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所以秦汉以下对于《楚辞》、对于《庄子》的解读，难免会站在那样的一种人本的传统上，扭曲了来自于南方神鬼异想的意义。
像之前在介绍《楚辞》的时候，我们读《九歌》就一定要知道，那是来自于南方的神巫的仪式，很可能是神巫的歌唱，所以里面所表达的根本就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跟神之间一种神秘但是又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楚辞》当中特有的性质。所以因为这样就另外有源自于思想模式差异所造成的落差。
秦汉时期《庄子》这本书并不受重视，也没有什么影响。几百年当中“道家”的主体是“黄老”而不是“老庄”。汉代没有人说“老庄”的，要等到魏晋时期，“老庄”并列，这种说法才取代了“黄老”，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用语。钱穆先生在他所写的《庄子纂笺》这本书里面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魏、晋之阮籍、向、郭，晚明之焦弱侯、方药地，乃及船山父子皆是。”
这句话特别提醒我们，都是在衰世，才会流行阅读《庄子》，注释《庄子》。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衰世，意味着主流的这种人事中心价值瓦解崩落了，人们才有办法真正去欣赏，真正去理解《庄子》那种不以人世，不以人间为范限的思想的内容，才能够不以主流的人事中心价值去曲解《庄子》，才能对诠释《庄子》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来。
因而读《庄子》，盛世的诠释远远不如衰世的诠释要来得贴切，要来得精彩。钱穆钱宾四先生，也是在他自认的这样一种动荡的衰势当中，去阅读《庄子》，去解释《庄子》，是一脉相承的。
准备3：战国的雄辩潮
还有第三件事情，请记得庄子和孟子、惠施、公孙龙子，乃至于苏秦、张仪这些人，他们属于同样的战国时潮当中。
进入战国历史，最有名的书籍《战国策》，是以记录“纵横家”言行为主的，“纵横家”的言辩能力的确确是战国的最大特色，但是言辩的风气，言辩的本事，不止存在于“纵横家”身上，而是当时所有的思想它们的基本表达方式。
这里要往复地问答，这里要质疑要挑战，这里要迂曲地论证，这里要多方地取譬。这些雄辩的技法，感染影响了当时所有的言谈。
《战国策》（汉·刘向编，宋·姚宏校）
雄辩的背后就是一种强烈的怀疑的态度，因为原有固定的旧价值收束不住了。主流的新价值到这个时候迟迟无法诞生，大家对什么都没有坚实的把握，也没有信心。所以多疑、犹豫，不随意轻信，就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普遍态度。
人们不可能再单纯地接受简单的格言，发言者不会预期自己说的话，立刻就会被听者吸收接纳。他知道大部分听者听到任何说法的时候，他的固定第一个反应是“真的吗？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你要讲什么话、你要表达什么样的意见，就必须要去想象、设计解开这些怀疑，否则要说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有效地进入到听者的心中。所以从春秋后期，“墨”家就开创了“墨辩”的传统。“辩”进入到战国一脉相承，就开展成为“名家”。对于如何表达，如何说服，如何能够在言谈上面、辩论上战胜你的论敌，就有了越来越精巧的讨论跟设计。
庄子的好友惠施就是这个传统当中非常杰出的人。
庄子书里面很多重要的观念是用惠施和庄子的辩论对话来呈现的。如果庄子不在这套雄辩的风格当中，对这些雄辩的技术没有充分的掌握，是不可能写下这种内容的。庄子把这种无涯涘的想象力加入这个已经粲然发展的雄辩风格当中。所以在思想成就之外，同时就完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杰作。
历史变幻给解读《庄子》造成的困难
这三件事情也就使得传统上对于《庄子》的解释往往无法令人放心。
秦汉以降，南方文化曾经在东周产生的刺激基本上被忽略、被遗忘了。南方特色的文字语词在传抄的过程当中，要么被错误地代换，要么被通俗化，而失去了原有的浓厚的意味，要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彻底不可解的。
更严重的是，人文中心主义的这种价值，倾向于把庄子那种扩张性的、打破人间限制的主张，硬是要把它拉回到人间现实里面来解释。越是原汁原味的《庄子》的本意，就越是容易被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在孟子跟庄子“纵横家”他们的这种时代过去了之后，很快地，战国思潮有了一波关键的变化，这种动荡不居的雄辩被更固定、更严整的说理的风格给取代了。这种辩论讨论，原本的说话的性质被更形式化、节奏更慢的书写性质给取代了。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孟子》和《荀子》之间的差异，或者是《庄子》和老子《道德经》之间的差异体会到这一层的变化。
《孟子》、《庄子》的道理是用说的，是用辩的，没有多久之后，《荀子》、《老子》的道理就变成是用写的，用铺陈的了。雄辩时代一去不回。
后来的中国传统当中雄辩的风格基本上消失了，至少从未被认真地再度建立为一门特殊知识或者是价值。因而我们也就很难对《庄子》的这种雄辩有正面、肯定的凸显和发挥。在后来的中国传统当中，和雄辩风格一起消失的，还有从“墨辩”到“名家”的这一套逻辑研究和论理的习惯。不只是形式的逻辑分析在中国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对于逻辑分析非常明显的漠视，乃至于敌对、敌视的倾向。
尽管到了中古时期，受到印度佛教因明学的启发跟刺激，使得逻辑分析的地位稍稍提高了一点点。但是到了中唐之后，复古运动兴盛，就又把来自于印度佛教影响底下的这种思考模式又给打压了下去。
对于雄辩风格很陌生，又缺乏逻辑分析的训练，导致于对于部分《庄子》的篇章，例如说《齐物论》简直就无从入手，即使勉强得出了一些解释，也经常内在互相矛盾，无法弄清楚庄子的核心理念。
不过还好，后世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考据学大盛，对于《庄子》的文句进行了精巧的考索，帮我们解决了一大部分知识上的错乱跟困扰。
然而，不熟悉庄子的这种外扩、外放的思想模式，无法深入欣赏战国雄辩的文风，另外最麻烦的是，缺乏严谨逻辑分析概念，这几项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大多数《庄子》的解读当中。
因此对于这种传统的解读，我们不能够随意地跟随，我们不能够随意地去接受。
今天阅读《庄子》的方式
今天读《庄子》，我们没有道理放弃在我们身上其实有比传统更利于接近庄子思想的条件——我们能够透过历史的研究，透过同时代其他的文本，还原庄子所属的这种雄辩的潮流。我们还能够借助于现在高度发达的理哲学、逻辑方法论，来摆脱中国传统松散的印象、思考习惯，来重新整理、来复原庄子书中前后文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正式地开始读《逍遥游》、《齐物论》之前需要跟大家做的一些准备上的解释。
用这种方式，首先理解来自于南方的开阔思想的传统。另外在战国时期所产生的雄辩的风格，以及必须要明了“名家”所开拓出来的中国古代的逻辑思考，把这三项条件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庄子》的文本当中还原更准确的意念，同时读得更深，体会得更多。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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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庄子纂笺》序言（节选）
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魏、晋之阮籍、向、郭，晚明之焦弱侯、方药地，乃及船山父子皆是。庄子之学，盖承杨朱而主为我。近人疑其为一人，以“庄”、“杨”迭韵，“朱”、“周”双声说之。严几道批庄，亦持此说。然决非是。齐物梦蝶、山木烹雁，皆明着曰“庄周”，而庄书复有“杨朱”、“阳子居”，非一人明矣。然庄氏要为为我之学。昔王荆公尝论之，曰：“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今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则可谓谬用其心矣。杨子知为己之为务，而不能达于大禹之道，则可谓惑矣。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适所以为天下害患也。故杨子近于儒，而墨子远于道。”吕吉甫、王元吉皆致力庄子，盖师介甫绪论，欲以羽翼夫三经新义。然而北宋诸儒，终亦不免有衰气。余之生，值世又衰；而并世学人，顾少治庄而贵墨。震于西方之隆强，切意追随，摩顶放踵，惧若弗及。孙仲容、梁卓如皆盛尊墨子，谓可拟之耶氏。独章枚叔惄焉异趣，谓急切觊晋、宋，已属逾望，遑论汉、唐！故枚叔颇能窥寻庄旨。严几道晚年，与熊纯如诸札，亦颇了此；而几道亦晚年治庄。然则处衰世而具深识，必将有会于蒙叟之言，宁不然耶！此非沮、溺避世，曾涤生曾欲体庄用墨，亦孟子“禹、稷、颜回同道”之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