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衍生的道家文化
在《史记》里面有《老子韩非列传》，里面说写了《老子·道德经》的李耳，他是“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我们来看一下、查一下，春秋时代没有“楚苦县”，这要到战国时候才有。
西元前479年陈国被楚国并吞了，后来称之为叫“苦县”这个地方原本是属于陈国，要到西元前479年才被楚所拥有。
这是《老子》的作者，不太可能跟孔子同一个时代的另外一条旁证。那无论是陈国或者是楚国，相对于黄河流域的中原的各国，他们都是南方。
南方，尤其是楚，地理上面处于边陲，没有那么深远的封建的根基。更重要的我们从读《楚辞》、读《庄子》，我们知道楚这个地方它有自身很不一样的文化传统，所以这里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有像鲁人、孔子那样对于封建宗法的情感。孔子，他是彻彻底底封建宗法文化的产物，他出生、他成长在封建宗法的核心的区域，所以当面对封建秩序败坏瓦解的时候，孔子的态度就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他要尽力恢复、维持旧有的封建礼法。对孔子来说，他就是不忍心看到自己信奉的宗庙倾颓，宁可用他的肉身去扮演最后的一根支柱。
但是对许多其他封建宗法边缘地带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往往只是说，这样一座大庙倒下来的时候会如何压倒我、会如何伤害到我而已。
所以在《论语》里面也就记录了孔子在南方他遇到了像长沮、桀溺、楚狂接舆等等这些人，受到了反复的嘲弄。
这些人都是隐者，他们会嘲弄孔子，一点都不意外。他们的生命情调、他们的价值选择，都跟孔子完全不一样。
隐者之所以成为隐者，也就在于他们采取了一种和封建宗法倾颓带来的乱世要保持距离的态度。他们早早就看穿了这一套封建宗法已经是夕阳落日，绝对不可能挽回了。所以他们的智慧在哪里？是运用在乱世当中可以自保，不只是不受伤害，最好还能够保持平静自在。
这些南方的隐者或者是南方的智者，他们有的也不是旧有的王官学的追随者，不像《孔子》，把诗、书、易、礼、乐、春秋视之为不可以改变、不可以抛弃的真理的基础。他们不依赖在西周王官学经典上面说话，所以就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只留下了一些片段的记录，凸显出他们跟这种主流价值之间的冲突。
这些人他们背后的隐者文化应该就是道家的远源。他们没有参与东周这个时候，在中心地区正在发展从王官学蜕化成为诸子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的主角是儒，从孔子开始，他的门人就分派流衍，这段过程留下了相对详细明确的记录。
可是从边陲发迹、从这种隐者文化蜕变出来的道家，相形之下就找不出这么清楚的历史背景，还有变化的脉络了。
《老子道德经》明嘉靖时期顾氏世德堂刊本
《老子》五千言，真的言简意赅吗？
在所有的先秦著作当中，《老子·道德经》书里面采取的是最为权威的口气，它的表达方式直接、明确，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和《论语》相比，《老子》也没有问答对话，就只有答案。
而且《老子》没有说话的情境，意味着它彰显的是普遍的准绳，不受情境变化影响。跟《孟子》或者是《庄子》相比，《老子》也没有“辩”，没有假设别的立场，别种态度的人，可能从什么方向、什么角度提出质疑，所以要有攻守来往。
《老子》没有，《老子》不辩论，它只宣说。《老子》的这种风格，它背后的姿态，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take it or leave it。我告诉你道理就是这样，你爱信不信。这种风格在先秦其实是很少见的。
同样采取这种宣说体的，例如说《荀子》、《韩非子》都还会习惯性地放一些假想的反对意见，然后再进行反复的辩论，都没有像《老子》来得如此的自信，而且霸道。《老子》（《道德经》）另外一项特色，就是这本书非常的简短，后世我们常用的说法是老子五千言或者是道德经五千言。是的，这本书从头到尾总共就只有五千字左右，总字数大概只等于《庄子》书里面比较长的一章。
字数上那么少，给人的印象很自然，就是，哇！《老子》行文简约，文中承载的讯息非常的浓密。所以过去解释、传统上面要来讲《老子》，都是想办法要延展《老子》的文意——觉得说，唉呀，用一百句来解释、来说明老子的一句话，才是正确的做法。
也就是说大家习惯把道德经的文本看成某一种摘要，先入为主，认定这应该本来是十万字、二十万字，像《庄子》那一本大书那么复杂的内容，唉呀，《老子》太了不起了，太厉害了。它就从这个十几二十万这里深藏不露，浓缩了五千字给我们。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怎么读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透过这五千字，来试图还原那十几万字、二十万字的原始内容。我必须说这种把《老子》当作是那么言简意赅的摘要的态度，应该要回到历史、回到文本上，被认真地检验，不能够接受当作是简单的事实。
而且如果认真的检验，《老子》的文本不见得能够支持大家这种把它视之为摘要，要不断的去还原被浓缩的那些原始内容的主张。
《老子》真的说了这么多复杂丰富的道理吗？还是后人因为抱持的《老子》必然说了很多，所以才衍生出远远超过《老子》书中意思的旁支呢？会不会《老子》其实就根本只是一条瘦藤，而不是一棵繁茂大树的缩影呢？
离开了后世越加越多的这些玄妙的内容，真正透过《道德经》本文传递出来的讯息，这个讯息本身究竟是什么？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其实是简洁明了、一通到底？有多少隐藏了迂曲立论，所以我们必须要多费唇舌去扩充解释的？
这一连串的问题，会这样问、会主张这样检验《老子》。
《三子音义》明末闵齐伋朱墨套印本《老子道德真经》
当然我想大家也就知道，这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偏见。我真的认为《老子》并没有那么玄妙，并没有那么幽深。
至少跟《庄子》相比，没有像《庄子》那么样的玄妙，那么样的幽深。《老子》书里面所呈现的道理也没有那么多的转折变化，甚至在转折变化上面，没有像《孟子》那么样的精彩、那么样的丰富。
本质上，《老子》书里面要说的核心道理很直接、很简单，也很少。总共八十一章，这五千言就环绕着这一点直接简单的核心概念，但是它反复地说。所以用字数和所承载的道理相比，《老子》（《道德经》）不见得真的我们以为的言简意赅。虽然只有五千字，但五千字里面有好多重复啰嗦的地方。
《老子》要说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先于一切的“道”。这个“道”管辖、统辖了所有的事物。而“道”之所以能够如此管辖统领，因为它本身无法被归纳，无法被掌握。“道”如果能够被归纳、被掌握，那就表示它被另外一个更高的原则所管辖、所统领，它也就不会是管辖、统领一切的“道”。
所以这里其实牵涉到，是我们假想了有一个统领、管辖一切的，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道”。这是“道”的定义，同时也就是我们体会理解掌握“道”的方法。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理解“道”，我们必须用一种在逻辑上后退的方法，尤其是一种去除分别的后退。
分别都是相对的。长是因为有短，高是因为有下，善是因为有恶，看到了分别我们就往后退，我们就去追查分别在没有短跟长的分别之前，那是什么？在没有善跟恶分别之前，那是什么？这就是看到了分别、相对出现之前，这叫做“混同”。
而“混同”，就是一直不断地往后退，退到所有的一切分别都没有升起之前的“大混同”。
去除分别、肯定混同，在这一点上面，《老子》和《庄子》很接近。然而《庄子》从《内篇》、《外篇》到《杂篇》，它从头到尾展现的是一个抱持混同眼光的人，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我们这种一般人，如果你是从分别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到的，是如此大大的不同。《庄子》它就是描述、展现这样的一个混同的世界的景象，试图感染，试图说服读者，让你可以抛弃世俗的眼光，进入到那种混同的经验。
所以《庄子》所展现的不完全是道理，相当的程度上是一种感染的经验。
《老子》只讲三件事情
《老子》却是进一步教导，有了混同的眼光之后，我们可以如何运用来应付俗事。所以《老子》全书所说的第三件事，就是如何依照“道”，正确地、更有效地来处事。
这一部分《老子》梳理的对象，要特别告诉大家，是主，是君王，是领导者。他是要教已经拥有权力的人如何运用权力；延伸出去连带解释，你要如何可以取得更多、更高的权力；还有，一直要好好地牢牢把握你的权力，让你的权力不要丧失。
五千字这样的文章，基本上就绕着这三件事情，反反复复地说，这就是《老子·道德经》的内容。《老子·道德经》第一章非常有名的开头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十二个字就充分显现出《老子》基本行文论说的形式，那就叫做似非而是的吊诡悖论。
也就是当我们刚开始读的时候，它是违背常理跟文理的，所以叫做“似非“。可是认真地想一下、细究，却为我们展现了比常识、比文理更来得更深刻更高层次的道理，所以这是“而是”。所以“似非而是”的这种吊诡、悖论就这样成立起来。
建构这样的吊诡悖论，你首先就必须要依赖中文特殊的词性。因为中文同样一个字在不一样的脉络底下，具备有不同的词性作用。这样的吊诡悖论，另外也建立在从春秋时期开始，从墨家一路发展到名家，到了战国，对于语言、文字、论辩程序，还有论辩的作用，有了那样一种长期讨论发展。
我们也真的很难想象，在没有墨辩，在没有惠施、公孙龙子这些名家之前，有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老子》这种悖论吊诡的行文的方式。“道可道”，这个前面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指的是最根源的道理。后面一个“道”则是动词，是把它说出来。那最根源的道理，如果可以被明白地说出来，那就不是“常道”了，也就不是恒常不变的道理了。
道的特性是恒常不变的，或者说我们之所以看重“道”，我们之所以必须去思索“道”，就是要在纷纭变化的现象当中，分辨出一个管辖所有现象、解释这些变化的根本的道理。所以这个道理本身必然不会随着现象而移动、而改变。
具有这种“常”，就是经常、恒常，有这种“常”的特性，“道”它的基本上、它的性质上是无法被描述的。
所有描述“道”的语言本身都是现象，也就是会改变、会移动，不可能彻底地固动不定，保持它的恒常的性质，所以也就不会是“常道”。这就是《老子·道德经》的开端。
开端不只要告诉我们什么是“道”，更重要的就显现出，它要来显现出我们趋近道，我们要思考道，必须有一种不一样的逻辑的程序。这种悖论的逻辑不能够通过正说，不能通过正面的解释，必须要通过悖论，我们才能够接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