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尽管在荀子眼中，大儒如周公是圣明的君主，然而，对于战乱的战国君主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现实作用。那么，儒家有现实作用吗？如果有，又体现在哪里呢？本期节目，我们跟随杨照老师一起看荀子如何应对秦昭王的疑问。
文稿
无用就淘汰
战国时期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动乱的时期。在那样的一个动乱，而且快速一直不断变化的时代里面，显然会产生的特别的效果，其中一种就是崇新,也就意味着大家在追求新的答案。
为什么会动乱？也就意味着原来的秩序、原来的规矩已经再也维持不住。所以每个人都在想要有新的答案，越新的东西也就越像是值得去追求的。
另外一件事情，往往在崇新的过程当中，也就会产生了。能够把思想、能够把观念讲得越激烈、越极端，也就是离原来的规矩、原来的原理原则越遥远的，看起来似乎也就特别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时代。
在这种状况底下，所有被冠上是旧的、是老的，好像都同时也就意味着过时，也就意味着无用了。
这就是到了战国时期，像是荀子，他作为一个儒家碰到的最大的问题。荀子有一篇叫《儒效篇》。在这个书里面，《儒效篇》就是要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里面说“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 这是一个问句。问什么？直接就问，而且明明知道荀子是一个儒家，却对于他很没有礼貌，直接就问说：“儒家对国政没有什么用，是吧？”秦昭王这问也就反映了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儒家是传统的旧意见、旧主张，已经赶不上时代变化了。尽管儒家对它的道理有很多的发展，能够说得头头是道，但儒家到这个时代，它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对于这种想要富国、想要强兵的现实需求来说，它没有用。
儒者的三大优点
面对这么没有礼貌的问题，荀子怎么回答？
他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
荀子先用三项特征来理清儒者是什么，免得秦昭王心里想的、批评的儒和真正的儒不是同一回事。
依照荀子的说法，儒者的第一项特征是“法先王”，也就意味着信仰、标榜、学习、模仿古远的圣君。也就是在儒家，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它背后，它不是只看现实的功利道理的。
儒者的第二项特征，荀子说叫做“隆礼义”，也就是以礼、义作为他的核心价值，把礼、义看得最为重要。
儒家还有第三项特征，那就是谨慎地扮演臣子的角色，会把荣耀跟尊贵归诸于君王。
所以荀子继续解释，像儒者这样的一种角色，他可进，也可退。如果人君愿意用儒者、儒家，他有能力在朝廷可以合宜地发展。人主如果不用它，作为没有特殊身份的百姓，他也一定会朴实恭敬，就算是最糟糕、不发达、遭遇困境的时候，乃至于穷困、饥寒交迫，他都不会走邪门歪道去贪求财力。
一个儒者、一个儒家，就算他连一点点的土地恒产都没有，他仍然不会放弃清楚明白的国家集体的公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儒者对国家来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即便一个儒者他大声疾呼地主张，得不到别人的任何的回应，他仍然能够通晓究竟应该要如何去管理万物、如何长养百姓的这些大原则大道理。
换句话说，他掌握的是对于根本道理的彻底的理解，然后才把它化为道理讲给别人听。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这些道理，他也就不在意，不会斤斤地去计较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听他的、有多少人听得进他所说的话。
不只是得不到国君的青睐，甚至就连周遭找不到听得懂他说话的人，对一个儒者来说，这都不是太了不起的挫折。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气馁，不会放弃在公共事务上的自我准备。
如果他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他就可以做很好的国君、诸侯，如果地位低一点，他也可以做称职的臣子，大有助于国君。这种人就算他住在非常乡下偏僻的地方，住在非常破旧的房子里，他都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因为它是真正具备了可被尊敬的道理或者是素质。换句话说，他不是表面上面迎来别人喜欢他，他是从他的内在，因为他对这些事物大道理的掌握，因此透显在外面被人家认知，得到了尊敬。
仲尼的影响力
接下来荀子就举了个例子，当然是儒家当中最重要的例子，是仲尼孔子。“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通“鬻”）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
孔子就有这种无形的尊贵影响力。当年他在鲁国，将要接任去主管自然秩序的司寇。他都还没有上任，光是这个消息传出去，鲁国的一些有奸邪行为的人赶紧就有了反应。
第一个是沈犹氏。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据说他是早上先把羊的肚子里面灌满了水，再牵到市场去卖，这样就可以增加重量，卖高一点的价钱。但是一听说仲尼孔子要当司寇了，他从此就不敢往羊肚子里面去灌水了。
下一个是公慎氏。他的妻子据说非常淫乱，但是他不理，他也不敢管，不愿意管。但听说孔子要当司寇了，这是不可被允许的行为，他就下定决心断绝了跟他妻子的关系。
还有一个是慎溃氏，据说这个人他平常奢侈浪费，胡作非为。这下子一听说孔子要当司寇了，赶紧仓惶离开了鲁国，搬到外面去了。
全鲁国卖牛马的人，这下子都不敢随便乱抬高价钱了，快快地在孔子上任前就改变掉原来的偏邪、歪道的做法。
孔子住在阙里，那里的人分配抓来的鱼或者是动物，都一定会让家里有父母要供养的人多分一点，这就是孔子以孝悌精神教化了他们所产生的效果。
所以呢，儒者在朝为政可以让政治变好，在乡里居住也可以让乡里的风俗变好，这是儒者处在下位的时候的情况。
一朝权在手，便把人民教
秦昭王听了，受到了吸引，他就好奇地接着问：“那你刚刚讲的是儒者处在下位的情况。儒者居于高位，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对于这个问题，荀子很有趣。他先是感慨了一声，这个感慨意味就是这种事情太少发生了，但是没有道理这么少发生。
他说，要是儒者在上位，那他的影响跟作用可就广大了。居于高位的儒者，他有着明确坚定的意志，他的朝廷礼节井然，他的官府行为都合乎规章制度，因而人民都能够表现出“忠、信、爱”，就是慈爱亲人，“利”，照顾他人的种种的美德。
那要如何让人民既效忠又有信用，又能够慈爱，同时还能够照顾别人呢？
在上位的儒者，因为他自身极度忠于原则，也就取得了人民极度的安心信任。他对于原则的坚持到这种地步。什么样地步呢？即使只是做一件他知道不对的事，只是杀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够取得统治天下的权力，儒者都绝对不做。
人民都信任国君不会做不合宜、不公义的事，他的做法就会用这种方式传向四海，得到了民声。于是不管传到哪里，那里的人民都会齐声响应，他的尊贵的名声显赫响亮，天下都维持仰慕。
所以住的近一点的人就高兴地歌颂赞美他，离他比较远的人就会竭尽脚力过来投奔他。一般舟车交通到得了的地方，人民没有不服从的，以至于四海之内，广大区域都像一家人一般，这叫做真正的为人表率。
或换另外一个方式说，一个儒者如果他能够在位当国君，一个国君变成了儒者，或相信儒家的原理原则的话，那他不止是只作为统治者，他同时必定具备的一种表率、老师的身份，他可以把人民教好，可以让人民变好。
接下来荀子就引用了《诗经·大雅·文王有声》当中的句子，这句子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没有不服从的，这应该就是在形容这种人，这种儒者当国君、国君以儒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吧。
接着荀子总结说，儒者居于下位的时候有那样的效果，居于上位又有这样的效果。 你怎么能够说儒者、儒家没有用，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呢？听完了这一段，秦昭王就说：“说得好，有道理。”
儒、儒家在孔子的时代，指的是一群授有特殊王官学训练的士，他们懂得礼，懂得为政之道，所以他们可以来辅助国君或者是大夫。显然到了荀子这个时代，儒的意义有了很大的改变。
荀子在他的行文的时候，他把周公、孔子都视为大儒，而且跟秦昭王讨论儒者在位当国君，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有地位有权力，可以用对的方式来运用权力，解决危机，造福人民。
这样的人在孔子的概念底下，不是儒，而是圣。所以就意味着到了这个时候，儒变成了一种特殊态度的称号，和原本的士的身份就脱离了开来。国君也可以是个儒者，也可以是儒家。周公也是一个儒者，儒者当然也就可以担任国君。
从这里我们清楚看出，战国时代这个社会流动的范围跟程度，显然是远远超过了春秋。身份的考量跟拘束，在这个时候也大幅地放松了。于是儒家进一步就变成了诸子学当中的一家，和原先的王官学的传统越离越远。
作为一种态度、一种主张，儒家跟法家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了，国君有一些接受法家的学说，成为一个法家君王。在荀子的概念当中，国君当然也可以接受儒家的主张，变成一个儒家的君王。
用这种方式，荀子试图要争取国君对于儒家的接纳，还有支持，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够证明、能够说明儒家有用。如果一个儒家变成了国君，或者是倒过来，一个国君采用儒家的信念、儒家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得到非常明确的好处，甚至国君光只是用儒家作为他的臣子，都可以在儒家当中找到最好的臣子。
所以更进一步可以推断，荀子要说服这些国君，最好是你把你的所有的臣子统统都变成儒家、儒者，因为儒者是最适合当人臣的人。这是在战国时期，荀子用这种方法试图让儒家能够显得不再是古老陈旧的一种理念跟构想而已，它是实际上对于国家、政治有用的一套方法。